親近天主對我是多麼的美好(詠73:2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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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彩資本主義與博彩主義的社會文化

本文是以一篇文章作引子，帶出現今流行的「博彩資本主義」和「博彩主義」的社會文化，隨後粗略地介紹及反省它們所帶來的影響，最後以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的《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簡稱《現代》來作一個整合的反省。

《明報》在一月八日的A25版的思海漫遊專欄「博彩資本主義成新規範」一文，給讀者指出一個在二十世紀末葉萌芽；在二十一世紀快速成長的新社會形態和它帶來的社經憂慮。學者認為人類在二十一世紀初，將面對資本主義的第二次來臨。它所帶來的文化衝擊，絕不下於十九世紀的資本主義。人們以往通過謹慎理財與辛勤工作去疊積財富，但現在，文章說出，資本家的思維是不斷地找尋新的方法去增加自己的財富，其一的方式是跨國性去尋找更低廉的勞動資源。因此就業保障的消失與全球工資水平的持續下降，令「明天會更好」成為不切實際的冀盼。文章續說，巨額的金融資本縱橫天下，利用種種令人咋舌的投機技倆大發橫財。正如古巴領袖卡斯特羅所言，指出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已變成一種前所未有的「博彩資本主義」(Casino Capitalism)。揮金如土的消費模式與不勞而獲的工作倫理，頓成這個大時代的最新規範，但亦有可能因此而投機失敗或科投的日新月異而令他們招致嚴重的損失。文章續說，以巨額獎金作招徠的遊戲節目風行各國，以及全球博彩業的蓬勃發展，並非出於偶然。在新資本主義下個人命運的大起大落與變幻莫測成了資本家興衰的主要因由。筆者在此舉出最貼切的實例：很多人去投資大量金錢開設資訊科投公司，冀望可以藉此去賺取豐的利潤，或是渴望像某富豪開設空瞉公司去上市，引誘市民投資而從中賺大錢，結果很多科技公司卻支撐不住而倒閉了，工人失業了，老闆破產了。這是「博彩資本主義」的惡果。

《明報》這篇文章令筆者還體味出現今世界的商貿社會中的新模式──「自私的本能」和「為利是圖」，再不是以往單純正義、飲水思源和終身受聘的勞資和社會體系。卻以最簡單，最直接、最快捷、壓迫性勞力、和用不擇手段的方法去發大財，如減省工人的工資等。商家認為生意是投機的藝術，或倒不如直接說是一門博彩學問。把勞動者應得的工資和用普羅市民的金錢來變成生意上的投機增值(運用普羅市民的血汗錢來投機的空瞉公司，用他們投機的金錢作其他聯營機構的商業運用來賺大錢)；用大量的金錢去壟斷市場，欺凌弱小；以本傷人，還可騙天過海，成為世界的知名人士。在有限的資源中用大量的資金去投機、去博彩、去打擊小商戶、去打擊小市民。這股暴風成為現今經濟市場的一大特色，無怪乎社會貧富懸殊的差別確是驚人得很。世界上大多數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古語有云：「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真可貼切在現今的社會中。君不見，富豪有他們的豪門宴，平民百姓卻朝不保夕，生活坎坷。國家也是一樣，國家領導人可以撥帑請客，舖設他們的「架子」，他國卻為其籌款救濟無助的人民。這真是一個人性尊嚴低賤的社會，明乎此，所有的昏君只會稱其天下百姓為「賤民」。

因著《明報》這篇文章給筆者帶來另一個思維，反省出現今的社會意識文化是一個「博彩主義的社會文化」。這個文化是「博彩資本主義文化」的副產品。這個文化帶來了多方面的社會性的衝擊。是普羅大眾的社會文化──賭博為先，工作為後的文化。這文化對香港市民影響至極。現今合法的平民化賭博的有賽馬、六合彩、有牌的娛樂場所的各樣賭博耍樂、「炒戲票」、「炒輪候買樓的籌」、設法參加以巨額獎金作招徠的電視遊戲；較高級投機事業有「炒股票」、「炒樓」、「炒古董文物」和已式微的「炒郵票」等，各式其式，任君選擇。這已不計不合法的地下各式各樣的賭博活動。隨後政府可能准許合法的賭波、還計劃與澳門看齊，建造一個世界級的賭場等。人們花在這賭博的時間和精力遠超過其本身的工作，而政府就藉此而謀取稅利。

為甚麼會有這樣的博彩氣候呢？大部份都是對未來感到徬徨和缺乏安全感；也來自社會上物質的吸引，人心思維著享樂主義，不勞而獲的盼望。這也是生活艱苦和貧富懸殊的副產品。冀望一朝發達可安享生活，一如那些富豪一樣。「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一早已在他們心中湮沒了。

這文化帶來的社會惡果難以估計，人心惶惶，社會秩序混亂，人民生活定必困苦。市民用他們的積蓄去投機樓宇買賣、投機科技股，希望「搵快錢」，生活有保障或會好一些，但經歷「金融風暴」後，市民變成苦主，資產變成負資產；科技股「泡沫」幻滅，積蓄付諸東流，還可能債務纏身，生活陷於困境，這都是「博彩資本主義」和「博彩主義」所帶來的苦果。

《現代》在緒言中已明言貧困者和受折磨者所有的喜樂與期望、愁苦和焦慮，就是我們的喜樂與期望、愁苦和焦慮(1) 。而現今的時代，人在世界上的地位及任務，對私人及團體所做諸般奮鬥的意義的問題又感到躊躇不安(3)。這正是反影出現代人的心理狀態，因著生活上的諸多壓迫，政府又漠視不理或是無能為力，貧與富差距甚大，人要追求完美；要達到人性的尊嚴；要解決生活的基本需要，他們在無可奈何地用各種不同的方式來爭取他們的理想。可惜得很，他們越是爭取，他們越是覺得難以得到，反而成為資本家利用他們作致富的工具，政府還要鼓吹合法性的賭博，這令人民成了所謂自由社會的犧牲品，成為社會規範的新奴役，這是我們的焦慮(4)。這社會潮流的轉移，使人深感壓迫，現代人對持守多勞多得，謹慎理財，勤奮工作而獲得應有的報酬失卻耐心，並感到焦急，因而儘量用快捷的方式去尋求生活的理想和舒適(7)。這正陷入社會歪風的旋渦中。

因資本家的把弄手段；政府的無力，致令社會上財富分配不公平，形成富者越富、貧者越貧；人性尊嚴的被貶抑的時代，是一個不乎合人性的和充份自由的生活，這是《現代》所斥責的(參9)。

因著人們迷信於賭博會帶給他們生活的富裕，因而使他們陷於人生的迷惘中。所以我們應有義務灌輸社會一股純潔的社會文化意識，這種社會文化意識應是在家庭中開始，讓子女們學得生活的真正意義。因此教育是必需的(參61)。

《現代》(63)說：「人是整個社經生活的創造者、中心與宗旨。故人格的專嚴、人的天賦及整個社會福利，在社經生活上，亦應予以尊重並推崇」。可惜的是，「博彩資本主義」卻令人不安，人格的尊嚴，因著所謂「成本效應」，僱主要求工人長時間的超時工作，超低工資，工人又恐慌失業，變成嚴重受損。高貴的天主肖像竟變成了一個賤民，在經濟掛帥下，他們變成了社會的犧牲品。《現代》(65)又說：「經濟進展應在人類控制下進行，經濟不應為資金雄厚的少數人或團體，甚至亦不應為政府及若干強國所壟斷。反之，應儘量讓各階層人士積極地有份於領導經濟的工作......每人及每個自由組成的團體所有自動發起的經濟業務，應同政府的經濟計劃有著適當的配合及連繫。」這世界，甚至這小島似乎是被某些大的財團或富翁所控制和壟斷，而政府又沒有良方應付甚或為虎作倀。這正是《現代》所譴責的。

要消除人們「搵快錢」的問題，從回「腳踏實地」就應消除社經方面的貧富懸殊。「為滿全正義和公平的需求，應全力設法、儘速消除現有而日見加深的經濟過份不平均，這不平均又與私人及社會不平等相聯繫......免使他們淪為下級公民(這裡雖是指農民，但亦適用於現今的小市民)......正義及公平要求人調整經濟進展所需求的流動性，以避免私人及其家庭生活的不安定。對來自他國及其它地區的工人，應予以周至的照應，力戒在工資上歧視他們......不應將工人單單視作生產工具，而應將他們視作人」(66)多麼發人深省的文件，但正正這世界欠缺了正義和公平，而富人把工人不當作是人！工人的工資已不能使其家庭生活安定，僱主通常還要以工資比較工資的方法去壓低工人應有的工資。當人沒法子去滿足其基本需要時，就轉向「博彩」方面去了，這令社會越來越糟！文件還說：「新社會形式中，應設法提供足夠的工作、接受技術和職業訓練的機會，並應使人們，尤其患有疾病及年邁者，在衣食及人性尊嚴上，保險不受威脅」(66)但政府卻沒有一個周詳的計劃去控制「博彩資本主義」，自身還是用此主義去扼殺人民。政府豪宴某官員，而窮人卻受盡飢餓之苦，最近還提議強制性醫療保險計劃，他們忘記了政府醫療正是人民的福利。這是違返了正義和公平的原則。

在這個生活指數高企的城市，人民的收入不穩定，受著外來勞動力的影響，工資偏低，工作的時間超越正常的法例並長期受著歧視、剝削的威嚇下，人民的指向也趨向投機主義和「快餐主義」，以儘快解決自身的困難和束縛。這方面正是受《現代》所譴責的。「人的勞動，無論出諸自動或由他人推動，直接發源於人的人格。一般而論，人是靠勞動來瞻養自身及其家人的，亦是靠勞動來與其弟兄接觸並為他們服務的。人可能以勞動實行真正的愛德並提供合作，以完成天主的化工。人人有忠實勞動的義務和勞動的權利。社會的責任是依照實際情形，幫助人獲得足夠的就業機會。勞動的酬報應當使工人按照各人的任務、生產技能，以及企業和公共福利情形，相稱地維持其自身及其家人的物質、社會、文化及精神生活」(67)這條正好與現今的社會情況恰恰相反。人的勞動不是出於人的人格，反而是受著資本家的操控，政府的貶低。人現在大部份都不能靠勞動來瞻養自身及其家人，因為他們成為資本家的「控制成本」的犧牲品，因而走向以工資作賭本來博取生活費。人基本生活也不足，何來維持其自身及其家人的物質、社會、文化及精神生活；就業機會不足，也使人走向極端，成為「博彩主義」者。現今的資本家就是文件中所譴責的「大逆不道」(67)，因為現今的經濟正是貽害勞動者。工人成為奴役，性別歧視、年齡歧視往往使人失去其職業。現今的科技的發達，使人憂心忡忡，因為機械將會取代人去控制這個社會。因著「成本效應」，資本家往往會裁減人手，這也是「博彩資本主義」的效果。他們投資大量的金錢去攫取豐厚的回報，這回報是在可見的未來，用科技代替人手去作製造和推銷他們的商品。人的勞動力量，慢慢就被淘汰。

而政府的施政方向，似乎對商家或資本家有著莫大的裨益，給與商家多項的優惠，甚至有時亦會看著資本家的意願來作出社會政策。明顯的例子是輸入外地勞工。這也是政府的「博彩資本主義」，政府與商人互惠互利！「政黨應促進他們以為是公共福利所需求的一切，但不得將黨的利益置諸公共福利之上。誰有或可能有資格擔任這困難而極其崇高的政治工作者，應善自準備，並以公而忘私而不圖賄賂的精神，努力執行其任務。他們應以完整的人格及智慧、和那不仁不義及高壓作風相鬥爭、和那一人或一黨專政及不能容物等惡勢力周旋，並應以誠實、公平、乃至仁愛、勇毅，獻身於公共福利」(75)這確是一個理想的政府的所為，但是在現實生活中，政府往往是一己專政，不納異己的作風呢。因為政府是商人；商人是政府。

正如《明報》的文章結語道出：「在經濟的狂風巨浪之下，傳統的國家已變得軟弱無力，只能以各種自欺欺人的表演(如「政府打擊XX不遺餘力」、「我們一定得」等運動)勉強舉起國家萬能的圖騰，掩蓋其搖搖卻墜的實質。」這真是現今的社會寫照。《現代》雖然是六十年代的文件，但仍可在這現今世界中來應用。如果政府、商家、勞動者等都以《現代》為他們的指引明燈，那麼，甚麼「博彩資本主義」和「博彩主義」應不會存在。社會正義與和平得以昭彰，人們生活定必有保障，社會富強。但可惜的是，這似乎是現代人的「烏托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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